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，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，“按鍵”傷人的網絡霸淩，已成為當今社會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。
而網絡霸淩的出現，往往伴隨著言論自由的濫用。
就在最近的巴黎奧運會，我國羽球好手李梓嘉在摘銅後，因長期受到網絡霸淩而忍不住委屈落淚。
而不久前，也有一名印裔女網紅“愛莎”，疑因不堪網絡霸淩而輕生，這一事件不僅震驚了社會，也引發了人們對網絡霸淩的強烈關注。
根據大馬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（MCMC）數據顯示，自2022年至今年7月9日，馬來西亞平均每天發生約10起網絡霸淩案件，累計收到9483起網絡霸淩投訴。
這些可怕的數據，也說明網絡霸淩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，而網絡霸淩事件的頻發，促使我們必須思考：我們對網絡自由的容忍，究竟應到何種程度？。
盡管，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，也是每個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，但它並不意味著可以毫無顧忌地傷害人。
當言論自由變成網絡霸淩的工具時，就有必要通過法律手段來限製網絡言論行為。
值得慶幸的是，政府目前正探討立新法和檢討現有法律，以遏製網絡霸淩問題，雖遲未晚。
除了法律手段外，教育也是改善網絡霸淩風氣的重要途徑。通過教育，可以提升人們的網絡素養，加強對網絡言論的責任感，
隻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，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行可能帶來影響時，網絡霸淩的現像才有可能有效地遏製。
當然，說是容易，要做到實則是一大挑戰。
總之，網絡霸淩與言論自由之間的界限，必須由大家共同維護。在捍衛言論自由的同時，也必須對網絡霸淩零容忍。
否則，印裔女網紅“愛莎”鬧出人命事件，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宗。
